俱乐部的生活
我调到团俱乐部以后，主要工作是电影放映和负责全团的“红海洋”（营区的宣传标语、搞“红画”），并兼团广播站的广播员。
每天的早、中、晚我都要在广播中喊上三遍：
“军中大寨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现在开始宣传毛泽东思想。”
喊完这句话后，就把收音机调谐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频率，转播中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在当时，我们有一种部队的专用唱片，全是各种军号，如起床、开饭、熄灯，还要每天按时播放，部队就按此作息。
电影放映技术我倒是熟悉的很快，搞美术更是我的长项，当广播员我的嗓音还说得过去，因为那是在地方两派大辩论中练出来的。很快我又成了部队战士们关注和羡慕的对象，因为在那个大山沟里，部队的业余文化生活是战士们唯一的乐趣，能看上电影和文艺演出，战士们都像过节一样高兴。每当战士们看到我骑着自行车去火车站驮着电影拷贝回来，就知道晚上一定能看上电影，认识不认识的都和我打招呼：
“天儒，今晚上放什么电影啊？”
这个时候我成了部队最受欢迎的人。
在那个年代，能让战士们看的电影真是少之又少，只有八个样板戏和《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战士们看的连台词都记住了。外国电影也就几个如：苏联的《列宁在一九一八》、《列宁在十月》，阿尔巴尼亚的《脚印》、《广阔地平线》，朝鲜的《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等——
战士们对电影中的台词，运用到极致，每当放完电影，战士们就有人喊：
“让列宁同志先走”（就是让首长先走）
对伙食有意见了，就一定会说：
“面包会有的，会有的——”
对谁有意见了，就悄悄地说：
“要注意了，布哈林是叛徒！”
俩人一见面，就对话：
“卖木梳！”
“有桃木的吗？”
我们到火车站送老兵退伍回家，老兵还说俏皮话：
“乡亲们，别难过，我们一会打回来的！”
那时部队的影片全由军影站供片，平均每个月能放十场左右的电影，加上文艺宣传队经常排练一些节目，为部队演出，还有一些地方的文艺团体到部队进行拥军慰问演出，我们俱乐部一天倒也热闹得很。
就在这时，我接到了宋琴的来信。
她在信中告诉我：我当兵刚走，同学们就都响应老人家的号召，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她和十几个同学在一个生产队的青年点，每天和贫下中农一道出工干农活，和贫下中农一道天天读、大批判。
她的信中，没有一个字的爱，可我看完后，在字里行间看出一种心迹，那就是牵挂和思念，——
除了宋琴，我还收到不下几十个同学的来信，就不在此一一细说了，反正不乏众多追求者，后来我休假探家，还听到很多关于不同版本的追求我的故事。
当然主角是我，当然故事发生时我还蒙在鼓里，因为年轻我们还不懂得爱情。（这是社会上曾流行的一句名言）
如果我和我的某个女同学真的恋爱结婚，可能我的人生轨迹会是另外的样子，无法设想，过去已成为我脑海中的回忆，我的同学几十年了我没见到一个人，就是我不在海南，我离我的那个小县城也很远很远，科洛河、嫩江、松嫩平原已是我魂牵梦绕的记忆——
汪隆绪也是俱乐部的放映员出身，自他当了政治处的宣传干事以后，还分管部队的文化宣传工作。此君仪表堂堂，一天不刮胡子，就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草般旺盛的生长，为此又得一绰号“汪大胡子”。
由于是他到我们学校对我进行内查外调，并极力向上级推荐，才使我得以顺利参军，到了部队以后，首长们认为，既然是个好兵苗子，就一定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所以才有了我那三个月的生产班的生活，但汪隆绪坚持时间不能过长，顶多三个月。
而这一切，我当时并不知情。
我在俱乐部当放映员和广播员的日子，汪隆绪常到我的广播室坐坐，再加上我们又是同乡的原因吧，为此我们很能谈得来，他也常常在我们放电影的时候，再过上一把放电影的瘾。
我们的放映机是35毫米解放103型提包机。放电影时两个三脚架一支，常常是汪隆绪放映一号机，我放映二号机。
夏天我们常常在俱乐部的操场上放映电影，每当夜幕降临，部队集合进入操场，整齐的有序围坐在放映机前后，往往这时就是我在部队中寻找老乡的好时机。我的朋友中只有关翔和赵光在连队，其他人都在团直或后勤，他们经常到我那里去。这天我见到了赵光，我高兴的和他打招呼：
“瓦西里，你好吗？”
“好好，列宁同志好吗？”
我又问赵光：
“最近怎么老没见你？”
“哦，我去了马家河子、赵庄，今天才杀了个回马枪。”
突然有人在后边用手捂住了我的眼睛：
“谁？”
“我是你表叔啊！”
该死的关翔，我回手给他一拳：
“李铁梅才有表叔呢，你他妈是王连举！”
“哈哈，天儒你小子牛啊，当的是老爷兵，唉，我们在连队可紧张啊，你常去看看咱哥们，别把我们忘了。”
我有点鼻子酸酸的。
文化宣传、电影放映、慰问演出应该都是很欢快的事，可气氛有点不对头，部队明松内紧，还有的营和连队不知去向——
珍宝岛的炮声响起来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