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乐部的生活
我调到团俱乐部以后,主要工作是电影放映和负责全团的“红海洋”(营区的宣传标语、搞“红画”),并兼团广播站的广播员。
每天的早、中、晚我都要在广播中喊上三遍:
“军中大寨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现在开始宣传毛泽东思想。”
喊完这句话后,就把收音机调谐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频率,转播中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在当时,我们有一种部队的专用唱片,全是各种军号,如起床、开饭、熄灯,还要每天按时播放,部队就按此作息。
电影放映技术我倒是熟悉的很快,搞美术更是我的长项,当广播员我的嗓音还说得过去,因为那是在地方两派大辩论中练出来的。很快我又成了部队战士们关注和羡慕的对象,因为在那个大山沟里,部队的业余文化生活是战士们唯一的乐趣,能看上电影和文艺演出,战士们都像过节一样高兴。每当战士们看到我骑着自行车去火车站驮着电影拷贝回来,就知道晚上一定能看上电影,认识不认识的都和我打招呼:
“天儒,今晚上放什么电影啊?”
这个时候我成了部队最受欢迎的人。
在那个年代,能让战士们看的电影真是少之又少,只有八个样板戏和《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战士们看的连台词都记住了。外国电影也就几个如:苏联的《列宁在一九一八》、《列宁在十月》,阿尔巴尼亚的《脚印》、《广阔地平线》,朝鲜的《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等——
战士们对电影中的台词,运用到极致,每当放完电影,战士们就有人喊:
“让列宁同志先走”(就是让首长先走)
对伙食有意见了,就一定会说:
“面包会有的,会有的——”
对谁有意见了,就悄悄地说:
“要注意了,布哈林是叛徒!”
俩人一见面,就对话:
“卖木梳!”
“有桃木的吗?”
我们到火车站送老兵退伍回家,老兵还说俏皮话:
“乡亲们,别难过,我们一会打回来的!”
那时部队的影片全由军影站供片,平均每个月能放十场左右的电影,加上文艺宣传队经常排练一些节目,为部队演出,还有一些地方的文艺团体到部队进行拥军慰问演出,我们俱乐部一天倒也热闹得很。
就在这时,我接到了宋琴的来信。
她在信中告诉我:我当兵刚走,同学们就都响应老人家的号召,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她和十几个同学在一个生产队的青年点,每天和贫下中农一道出工干农活,和贫下中农一道天天读、大批判。
她的信中,没有一个字的爱,可我看完后,在字里行间看出一种心迹,那就是牵挂和思念,——
除了宋琴,我还收到不下几十个同学的来信,就不在此一一细说了,反正不乏众多追求者,后来我休假探家,还听到很多关于不同版本的追求我的故事。
当然主角是我,当然故事发生时我还蒙在鼓里,因为年轻我们还不懂得爱情。(这是社会上曾流行的一句名言)
如果我和我的某个女同学真的恋爱结婚,可能我的人生轨迹会是另外的样子,无法设想,过去已成为我脑海中的回忆,我的同学几十年了我没见到一个人,就是我不在海南,我离我的那个小县城也很远很远,科洛河、嫩江、松嫩平原已是我魂牵梦绕的记忆——
汪隆绪也是俱乐部的放映员出身,自他当了政治处的宣传干事以后,还分管部队的文化宣传工作。此君仪表堂堂,一天不刮胡子,就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草般旺盛的生长,为此又得一绰号“汪大胡子”。
由于是他到我们学校对我进行内查外调,并极力向上级推荐,才使我得以顺利参军,到了部队以后,首长们认为,既然是个好兵苗子,就一定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所以才有了我那三个月的生产班的生活,但汪隆绪坚持时间不能过长,顶多三个月。
而这一切,我当时并不知情。
我在俱乐部当放映员和广播员的日子,汪隆绪常到我的广播室坐坐,再加上我们又是同乡的原因吧,为此我们很能谈得来,他也常常在我们放电影的时候,再过上一把放电影的瘾。
我们的放映机是35毫米解放103型提包机。放电影时两个三脚架一支,常常是汪隆绪放映一号机,我放映二号机。
夏天我们常常在俱乐部的操场上放映电影,每当夜幕降临,部队集合进入操场,整齐的有序围坐在放映机前后,往往这时就是我在部队中寻找老乡的好时机。我的朋友中只有关翔和赵光在连队,其他人都在团直或后勤,他们经常到我那里去。这天我见到了赵光,我高兴的和他打招呼:
“瓦西里,你好吗?”
“好好,列宁同志好吗?”
我又问赵光:
“最近怎么老没见你?”
“哦,我去了马家河子、赵庄,今天才杀了个回马枪。”
突然有人在后边用手捂住了我的眼睛:
“谁?”
“我是你表叔啊!”
该死的关翔,我回手给他一拳:
“李铁梅才有表叔呢,你他妈是王连举!”
“哈哈,天儒你小子牛啊,当的是老爷兵,唉,我们在连队可紧张啊,你常去看看咱哥们,别把我们忘了。”
我有点鼻子酸酸的。
文化宣传、电影放映、慰问演出应该都是很欢快的事,可气氛有点不对头,部队明松内紧,还有的营和连队不知去向——
珍宝岛的炮声响起来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