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杂木救火 

  “军中大寨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现在开始宣传毛泽东思想。”

    我和汪隆绪、郭军，在离开部队营房，听到黎明在大喇叭里喊的这句话时，郭军说：

    “天儒，小黎这家伙喊得声音没你喊得洪亮，底气不太足似的。”

    “哈哈，这小子可能想女朋友了——”

    我们一边说笑，一边登上了向北的军列。

    由于“新沙皇”的挑衅行为，在珍宝岛发生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军事冲突，这场军事冲突，让世界震惊、关注。

    这场军事冲突，也使得边防部队一个连级干部孙玉国升至沈阳军区副司令的高位，并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做事迹报告。

    去吴八老岛慰问演出，我们带上了全套的电影放映设备，并带了一部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一部《南征北战》。

战争来到之前

    部队笼罩着一片神秘的气息，这神秘的气息，是战争的气息。

    在中国的最东边，珍宝岛的炮声响了起来。

    母亲的信突然也比平时多了起来。

    相对而言，我的家乡离珍宝岛更近一些，母亲在信中讲，家乡在进行战备疏散，但疏散到什么地方去，母亲在信上没有讲。但母亲在信中流露出对战争即将到来的时候，她却把儿子送到部队，对儿子的一种担心。我从字里行间中，看到了模糊的泪痕——

    作为部队的文化宣传工作者，我们还没有感到更多的火药味，每天我还照样：

    “军中大寨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现在开始宣传毛泽东思想！”

    俱乐部主任文广是一九六五年参军的黑龙江兵，他的家就离珍宝岛有百里之遥。文广参军前就是京剧团的演员，到了部队正好发挥了他的特长，他又是团文艺宣传队的总导演。我们从他的脸上到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异样变化，但发觉他的话不多了。

俱乐部的生活

   我调到团俱乐部以后，主要工作是电影放映和负责全团的“红海洋”（营区的宣传标语、搞“红画”），并兼团广播站的广播员。

    每天的早、中、晚我都要在广播中喊上三遍：

    “军中大寨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现在开始宣传毛泽东思想。”

    喊完这句话后，就把收音机调谐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频率，转播中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在当时，我们有一种部队的专用唱片，全是各种军号，如起床、开饭、熄灯，还要每天按时播放，部队就按此作息。

    电影放映技术我倒是熟悉的很快，搞美术更是我的长项，当广播员我的嗓音还说得过去，因为那是在地方两派大辩论中练出来的。很快我又成了部队战士们关注和羡慕的对象，因为在那个大山沟里，部队的业余文化生活是战士们唯一的乐趣，能看上电影和文艺演出，战士们都像过节一样高兴。每当战士们看到我骑着自行车去火车站驮着电影拷贝回来，就知道晚上一定能看上电影，认识不认识的都和我打招呼：

劳动锻炼 

   大安走了，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短短两个月的新兵训练生活，是我们一生的痛，我们刚刚迈进解放军大学校的门槛，一切还都没有开始，就有兄弟成为了烈士。

    大安牺牲后，我们的新兵训练少了很多的欢笑，多了沉默，多了成熟的开始。

    新兵训练结束，关翔分到八连、赵光分到六连、蔡隆和丁富分到后勤，刁岩忠因为会拉手风琴分到团文艺宣传队，阎候汝分到特务连，邓建置去了通信连，而我和吴静杨却分到了司令部管理股生产班。

    司令部还挺好听，管理股还将就，可生产班却让我想不通了。

    这个司令部管理股的生产班，主要负责团机关的后勤蔬菜生产供应，负责机关家属区的卫生，包括家属区公共厕所的清掏，说穿了，就是个穿军装的环卫工和农民！

    所有的同乡战友，只有我和吴静杨是最脏、最苦、最累的兵，其他人都比我俩强，刁岩忠成天在团俱乐部演出、排练，邓建置在通讯连学习话务电报，我认为谁都比我强。

    我认为，按道理应该只有

大安之死

    新兵训练生活开始了。

    在这个大山沟里，如果是晴天，那上午九点半以后才能看到太阳，下午三点多钟太阳就看不到了，因为山实在是太高了。

    部队驻地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大山沟里，就像一个人的胃一样，中间大、两头小，一条铁路线从“胃”里伸向两边。团部在“胃”的中间，我们新兵训练营在距“胃”5公里的西南角。

    新兵营里的新兵，全国各地哪的都有，说话的口音听着乱七八糟，不像个中国话，一个新兵连长给我们训话的开头语，让我和大安，赵光，乐了好多天。

   有一天，那个连长给我们训话，开头就是：

    “我代表新兵训练营的老兵们，欢迎你们这些革命的操反（造反）青年——”

    我们这些黑龙江兵一听全笑了，那连长喝道：

    “笑什么，泥闷（你们）就

偷上军列的女生

   原来，是一个女学生偷偷的上了军列，非要跟着接兵部队去当女兵。

奔赴军营 

科洛河的白雪    

    “谁是天儒？出列！”我不知怎么有点慌，用不太标准的步子迈前一步，这位军官看了我一眼：“天儒，你马上到办公室去一下。”这下我更慌了，不知什么原因，这么多新兵怎么单单叫到我？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被一位老兵引领到办公室——

      我进了办公室，屋子里有四五位军官，其中有一位看上去是个首长的军官看着我，有点严肃又面带微笑的和我说：

    “你是天儒吧？我们刚刚接到你父亲的电话，你的奶奶今早去世了，给你24小时假，你回家看看，记住你现在是个军人了，要准时归队！”

      我立正站在地中央，立刻泪如泉涌，心跳加剧，大脑一片空白。

      这时一位曾在我们学校秘密考查我的年轻军官汪隆绪（就是这位汪隆绪，后来与我在部队结下了患难与共的生死之交。），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

     “天儒，节

小城参军 

   今年的八一建军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的盛典。

    在盛典来临之际，作为军人出身的天儒，感慨万千，我要把我的这段难忘的经历写出来，献给我的老部队、老战友、以及我那些牺牲的战友们。

     我从小十几岁就离开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早已脱下军装，但我仍对部队有着深深的留恋，有着非比寻常的感情。

    更加令我怀有深深不舍和眷恋的是，因为百万大裁军，我的老部队已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原序列里消失了，缩编至某省军区——

    每当战友们聚在一起，谈起老部队都唏嘘不已，泪湿眼眶。

    我在部队的那些年，正是地方上文革如火如荼造反的年代、动乱的年代、是无法无天的年代、是不讲道理的年代、是大批老革命被打到的年代！

    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卷入文革，没有造反， 但老人家指示，部队要派出军宣队，到地方参加“支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