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一九七一年
这次疏散演习，我是在即将结束时发了一场高烧，算是基本痊愈的回到了部队。
回来后，见到诺大的俱乐部礼堂两厢耳房空空荡荡。
原来，文广带着文艺宣传队去军里汇报演出，篮球队由组织干事蔺村杨带队去师参加全师的篮球比赛，礼堂只剩下郭军一个人住，黎明替我放广播的广播室又在团政治处办公室。这俩家伙见到我回来，高兴的什么似的，一个劲的嚷着要接风。
郭军神神秘秘的拿出一封信：
“天儒，你女朋友来的吧？怎么谢我，我可没给你拆信呀，现在是不是应该宣读一下？”
我一把将信抢了过来，这帮家伙可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去年我去师里学习，老母亲给我邮的榛子、糖果都让这帮家伙给我吃得精光，什么都没给我剩。郭军为了达到“法不责众”的目的，把我的要好的老乡、同学、战友都找了来，我回来后只剩下个包裹布，搞得我哭笑不得。
我把自已锁在广播室，拆开来信——
我和宋琴的信每次都由她的哥哥转给我，可这次的信，却不是宋琴写的，是由她的哥哥直接写给我的，他哥哥告诉我，把宋琴忘了吧，她已经结婚了——
我百思不得其解，隐约中还是对这件事有怀疑，一切事发都太突然，太不可思议，难道这里有什么其它的隐衷？我为此给我的其它要好同学写信询问究竟，但都如石沉大海——
几年以后我才知道，宋琴因患不治之症早已离开人世，结婚之说是宋琴生前和亲友同学共同编织的专门隐瞒我一个人的善意谎言——
接到这封信后，我沉闷了很多天，除了放广播以外，天天爬到山上，一坐就是半天。
一天，我坐在团部的后山顶上，想的很多很多，想我的过去，我的现在，我的未来——
隐隐约约好像有七八个人从山底下顺着小路爬上山来，原来是隆绪、文广、村杨、郭军和后勤的蔡龙、钟国、丁富、还有从连队赶来的赵光和关翔，这些人嘻嘻哈哈，连说带笑：
“天儒，怎么地？想不开了——”
这“李勇奇”还在半山坡就用戏台上的大嗓门，高声冲我喊道。
钟国和丁福各背着个军用挎包，里边装得满满的，大喘着气，走到我跟前就再也迈不动步了，哗啦把挎包里的东西全倒在地上——
我的天，够丰富的，也难为了我的这帮兄弟们，我的眼睛有点湿润，鼻子酸酸的，关翔凑到我跟前：
“瓦西里同志，别难过，面包会有的！”
文广笑着和我说：
“天儒，人家隆绪的侄女大梅可来了有十多天了，你怎么不去看看人家，你要不好意思，我来当红娘。”
说完，还冲隆绪挤眉弄眼，隆绪是光笑不吱声。
这大梅是隆绪的侄女，带着妹妹小梅到部队看病，小梅患有先天性耳聋，而我们部队的“六.二六医疗队”的针灸治聋哑，在当时是名声在外的，就连隆绪也不知从什么时候也学会了针灸，我们疏散时，我发烧，隆绪就给我针灸过，扎完还一个劲的问我：
“怎么样？”
我怕他再给我扎，赶忙说：
“好多了，好多了！”
这文广还真把这事当了真，隆绪倒是什么态度也没有，只是笑。
关翔这帮家伙一听，可全来了情绪，七嘴八舌：
“差不多了吧天儒，大梅可是美女呀，就是你同意了，人家大梅能不能看上你还两说着呢？”
我从地上爬起来，
“喝酒，喝酒！”
那天我们几个在山上，喝的人人现了原形，文广冲着山下又来了“李勇奇”的唱段，他不知是唱还是嚎：
“这些兵，急人难，治病救命，又敍寒又问暖，和气可亲——”
我们也都冲山下嘶声嚎了起来——
一九七一年十月金秋。
这个十月，整个部队处在一种说不出的紧张和神秘气氛中，据说在分级别、分层次传达中央一个很重要的文件，我们只听说上边出事了——
一天，司、政、后机关全体在礼堂开会，传达中央文件。
当我们听到团政委传达中央关于：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汉、“571工程纪要”、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杀害毛主席等字眼时，礼堂的紧张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突然，坐在台下第一排的政治处肖兵副主任站起来，挥起右拳高喊：
“打到林彪！”
台下稀稀拉拉附和的不多，声音也不是很大的跟着喊：
“打到林彪！”
因为人们还没从惊愕中反应过来，任何人也无法接受的事实，那可是副统帅呀，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那，怎么会？
肖兵又第二次站起来嘶声大喊：
“打到林彪！”
“打到林彪！”
这回台下应声附和的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但仍不洪亮——
林彪的叛逃，使我对文革又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认识在当时只是停留在内心的一种认识，当然这种认识在当时还不敢暴露。
文革中曾有地方的造反派冲击我师弹药库，企图抢劫武器弹药，师长曾下死命令，并让战士们在营房大门划上一道白线，只要敢越过这道白线，就开枪。到底是乌合之众，连喊带叫，就是不敢越过这道白线。当然造反派也不善罢甘休，一直告到中央文革小组，师长为此受到了处分。
我们部队当时也派出了很多干部到地方参加三支两军，也就是“支左”。
肖兵、蔺村杨就都去到地方当过军代表，对军代表在地方支左的作用，就是今天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
我的军旅生涯充满了青春和热血，那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这段描述只是我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点滴——
我将陆续推出我的自传体小说，并将描述我在地方的激情岁月，直至走上国家公务员的岗位——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