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锻炼 

   大安走了，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短短两个月的新兵训练生活，是我们一生的痛，我们刚刚迈进解放军大学校的门槛，一切还都没有开始，就有兄弟成为了烈士。

    大安牺牲后，我们的新兵训练少了很多的欢笑，多了沉默，多了成熟的开始。

    新兵训练结束，关翔分到八连、赵光分到六连、蔡隆和丁富分到后勤，刁岩忠因为会拉手风琴分到团文艺宣传队，阎候汝分到特务连，邓建置去了通信连，而我和吴静杨却分到了司令部管理股生产班。

    司令部还挺好听，管理股还将就，可生产班却让我想不通了。

    这个司令部管理股的生产班，主要负责团机关的后勤蔬菜生产供应，负责机关家属区的卫生，包括家属区公共厕所的清掏，说穿了，就是个穿军装的环卫工和农民！

    所有的同乡战友，只有我和吴静杨是最脏、最苦、最累的兵，其他人都比我俩强，刁岩忠成天在团俱乐部演出、排练，邓建置在通讯连学习话务电报，我认为谁都比我强。

    我认为，按道理应该只有我才会被部队重视，因为我是特征兵，又是学生领袖，又有美术特长，所有人都看好我在部队的前途。就连新兵们也都认为我是最有发展的，因为我在县欢送新兵入伍大会上没有稿的发言，给他们的印象太深了。

    难道是特征我来部队种菜，掏厕所的吗？叫我如何面对江东父老？

    我带着这种委屈和矛盾的心理，服从命令，到生产班报到。

    在生产班，我默默无闻每天拼命干活，打扫营区道路，种菜，开始碰到战友，还有点不好意思，时间一长，也就无所谓了，认了！

    我的这种默默无闻的拼命劳动，说到底是一种内心的发泄。

    在地方我是“司令”，手底下有几千“部队”，人、财、物大“权”在握，可到了部队却当了这样的兵，成天打扫环境，种菜，也许这就是命吧，就当我没参军，而是和我的同学们一样上山下乡了吧。

    我封闭了自已，拼命劳动，甚至是超越身体极限的劳动。

    修田造地，就要把石头筛出去，把土留下来，然后把筛出的石头再挑走。刚开始这样的劳动，扁担把我的肩膀压肿的像馒头一样，但还不能因为肩膀肿的像馒头一样，就不挑土挑石头了，还得继续挑，当扁担再压在肩膀上，针扎似的痛，并流出血水，和白衬衣黏到一起。过了半个月以后，就结了一层茧子，就也习惯和适应了。

    在我的一生中，就那个阶段晚上睡觉最香，因为累的——

    这都是身体能够忍受的，忍受不了的就是清掏营区的厕所熏天臭气，我们生产班的战士们，人人都要清掏厕所，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清掏厕所时使用一个长木杆头上绑的钢盔掏粪，掏出的粪还要拉到地里上肥，开始还带个口罩，时间一长嫌费事连口罩也不带了，我们就这样掏厕所。

    到今天，我对掏厕所的业务流程还记忆犹新。

    我当时并不知道，在我默默无闻的在生产班劳动时，团政治处的领导和宣传干事汪隆绪在暗中一直在观察着我。三个月以后，他们认为对天儒的劳动锻炼和考验，天儒合格了。

    一纸调令，我调到团俱乐部工作。

    调令下来，我倒心态平和得很，虽然短短的三个月，但我和生产班的战友们亲弟兄似的分离不舍，在班里我的年龄最小，四川兵的老班长总是不让我干重活，吴静杨比我大两岁，总是分担我的任务。老班长语重心长的和我说：

   “天儒，你高升了，别忘了咱生产班的弟兄，别忘了本，常回来看看。”

    班里的同志们自发的晚上在班里开了个欢送会，大家买了几瓶啤酒、罐头、花生，我平生从不喝酒，可那天晚上，我却喝多了，流泪了------

    我在内心里自责，这三个月我是带着一种情绪在拼命的劳动，我真的怕我在部队就这样一直的种菜，当看不到什么希望时，我又是一种消沉的默默无闻的劳动，在表面上，我还要隐藏这种情绪和私心。

    这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到：

   “我斗私批修不彻底——”

    在我调走的一个月后，吴静杨调管理股任文书，后又调军官食堂任上士，我经常去他那里噌饭——

    几年后，静杨退伍到B市，先后在检察院、人大工作，直到环保局副局长的位置。

    2005年汪隆绪全家来海南旅游，他告诉我，静杨得了白血病已不治去世。

（未完待续）